进圈之前先确定一下你真的有虐恋DNA吗

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虐恋”往往被归类为心理变态，虐恋文化处于一种亚文化状态。《红门背后：性在中国》的作者理查德·伯格曾说：“政府仍然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全面禁锢，慢慢改变对性的态度。政府仍然在性问题上非常保守，但在西方影响和自由化风气下，人们对性的态度似乎两极分化。”

电影《五十度灰》刚出那会朋友圈都刷屏了。在“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传统情节里面，加入了拿着皮鞭、蒙着眼睛piapiapia的所谓SM情节，让全世界为之疯狂。该电影首周预售票房达4600万美元，成为北美影史上预售票房最高的R级片，且第二部预告片在YouTube上创造了超过一亿次的点击量。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位英国大妈的小说。作者E.L.詹姆斯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在英国一家电视台工作。除写作了这一部全球畅销书外，她的一切都与普通人无异。据出版社统计，自《五十度灰》上市以来，每2秒就会卖出一套。目前，这套书的在全球41个国家都能买到，累计销量已达1亿套。

而且世界上还流传着关于这部小说的神奇疗效：《五十度灰》治愈了一位过着无性婚姻的40岁澳大利亚大妈，她看了小说后重新点燃起对亲密关系的热情。同时，这套书的流行推动了又一波生育高峰的到来、很多类似的情趣用品销量大增。由此有网友感叹：“这样一部电影居然让全世界都在讨论，人们到底是有多性压抑。”可是都性解放这么多年了！

嗯，是的，为何《五十度灰》的小说和电影会如此受欢迎？真的就是因为SM情节？

让我们先来追溯下SM的历史。SM，其英文为“sadomasochi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心理学家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提出，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

随后，在中国，“SM”这一词汇通过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翻译为“虐恋”，并首次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学术书籍上。到了二十世纪末，性学专家李银河撰写了《虐恋亚文化》一书，真正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李银河眼中的“虐恋”，指的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一指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快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

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

确实，在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虐恋亚文化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再只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躲在黑暗角落进行的活动，却逐渐成为一种愈发引人注目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据了解，虐恋文化萌芽于17世纪末，首先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为出名的虐恋文学有法国作家萨德(Sade)和“奥地利女作家马索克(Masoch)的作品，“Sadomasochism”一词就是通过他们的名字创造出来的。

萨德，是法国18世纪的侯爵，平日喜欢在生活中虐待女性，他的小说的情节几乎是他生活的写照，代表作有《朱斯汀》《朱丽叶特》，萨德十分沉溺于虐恋，重视男性在性行为中对女性的绝对统治，认为女人的本质就是男人在性生活中的虐待对象。

在性的领域，萨德追求自由的想法在20世纪看来仍不落伍。他笃信在性行为方式中，一切都是应当允许的，而这是金西时代和福柯时代才流行起来的思想。若不谈论萨德个人的道德观，单从其思想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方面看，萨德对于社会学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和作品当之无愧地进入了虐恋文学经典的行列。

而与萨德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另一名虐恋作家是马索克。马索克的作品中强调在虐恋行为中受虐一方是自愿接受施虐一方的虐待行为，这一点与萨德有着本质区别。她本人是一个被动虐待症病人，在她的作品里描述了许多这类变态的性活动。马索克的代表作是《穿貂皮衣的维纳斯》。在书中她描写了一个年轻绅士甘愿成为一名女士的奴隶的故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塞弗林(Severin)和万达(Wanda)已成为现代男性奴隶和女性主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在如今的报刊杂志的虐恋者的寻偶广告中，这两个名字常常被人们使用。

马索克的作品一直被奉为受虐倾向的经典之作，后来的很多虐恋作品均以此为范本，参考或者模仿书中的相关要素，如捆绑、鞭打、主奴合同、奴隶主人关系及统治屈从关系等。

此外，波琳·瑞芝的《O的故事》也是虐恋文学的经典之一。作者描写了一位女性为深爱的有施虐倾向的男人无私付出和忍耐，细腻地刻画了女人为了爱放弃自我，甘愿受虐的微妙心理。虽然在此之前，维多利亚时期也有一些在英国出版的地下色情刊物包括虐恋文学，却因为内容过于专注情色描写而缺乏内涵。

有学者称《O的故事》是哥特式色情文学的极致，打破了一向划分得很清楚的淫秽色情作品和哥特式浪漫小说的界线。这本书的描写非常性感、纯粹，到达了一种美的境界。即使是从政治角度激烈反对这本书的人，也一致认为它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O的故事》成为所有虐恋研究者引用最频繁的一本书，也是虐恋实践者的必读之作。

不过，由于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极力排斥，虐恋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且受到严厉的惩治，如上述的萨德就曾因为虐恋行为而被控告在监狱里一直囚禁到去世。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战后的青年文化兴起、性解放、女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等三大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虐恋文化渐渐从角落走到台前。你可以看到有虐恋倾向的人在大众报纸上刊登征友消息，一些虐恋俱乐部公开招揽客人，甚至还有人成立了虐恋公共组织协会。虐恋文化与青年文化惊人地相似，均在主流大众的诟病中获得了成长。

到了20世纪80年代，虐恋文化更加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报纸、电视、电影、网络随处可以找到关于虐恋文化的痕迹。尤其在网络兴起后，虐恋文化在网络游戏中出现。尽管在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中，虐恋文化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它的流行趋势已注定。

如1992年著名美国影星麦当娜出版了写真集《性》，该影集刚面世便引起社会热议，《性》中充满了虐恋形象：皮靴、锁链、皮衣、鞭子、面具以及各种虐恋的服饰和场景无不让人印象深刻，由此可以看出，麦当娜对于虐恋有一定程度的喜好，她形象地表现出一些虐恋的基本原则。麦当娜认为，“只有那伤害你的人可以安抚你的心；只有那为你施加痛苦的人可以带走你的痛苦。”

到了现代，虐恋文化兴旺发达，许多出版公司专营虐恋类文学作品，如英国的奈克色斯(Nexus)出版公司。除文学作品外，还有大量虐恋杂志，如英国的《Skin Two》杂志。在人类的文学史上，虐恋文学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它们的色情程度较高，往往掩饰了其文学价值，令正统的文学史低估了它们的价值。然而，这一不公正待遇并不能掩盖真正成功的虐恋作品的美学价值，更不能减损虐恋者和一般读者对它们的喜爱。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虐恋”往往被归类为心理变态，虐恋文化处于一种亚文化状态。《红门背后：性在中国》的作者理查德·伯格曾说：“政府仍然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全面禁锢，慢慢改变对性的态度。政府仍然在性问题上非常保守，但在西方影响和自由化风气下，人们对性的态度似乎两极分化。”

而与“慢热”的中国相比，日本是对于虐恋文化接受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日本的虐恋文化十分繁盛，虐恋文学百花齐放，其中团鬼六的“花与蛇”系列是虐恋文学的佼佼者。荷兰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评价道，“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礼貌、温柔和温顺的但带有死和虐待狂的强烈幻想的民族，然而这些幻想很少渗入到真正的生活。”

之前这些幻想能在战争等极端环境中凸现出来，但在和平年代仅能在文学中满足，《花与蛇》以及数量繁多的此类作品的诞生也能有所佐证，当然这也成为了日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平日的幻想在现实被压制、被自封，但在某些时刻，这些压制和自封在欣赏虐恋文化中会松动，从作品中释放内心强烈的关于死和虐待狂的幻想，从而达到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

萨德说，“想象是快乐的刺激物，它是一切的源泉，它那最伟大的成就、最杰出的快乐可以超越一切强加于它的界限。”萨德似乎道出了关于“性”的一个真理：“想象”是关键的。没有幻想，何来色情。以前的幻想被落后的意识形态所禁锢，但可怜的是，在如今也只是稍微松绑的大环境下，我们的性幻想仍是被规范化了。

如作家王朔所说，我们的内心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鲁迅也说，我们的心中都有两个鬼，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萨德如此，我们亦如此。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虐恋的DNA，因为那是对自由和想象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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